朱慈烺笑吟吟点头，“侯先生所言极善，朝廷议政、施政之法行之多年，骤然改之，的确容易出乱子的，但如今却是不改也不行了。
一来朝廷离乱，跟随来到大沽口的官员并不多，大部分的官员都留在北京投了闯逆，现在正在挨夹棍呢......只靠来到大沽口的廷臣，是无论如何支撑不起原本诺大的格局。所以也只能革新政治，务求精简规模，同时再让各部各衙责权分明。
二来如今是大争之世，天下四分，我大明只是其一......朝廷的第一要务不再是治天下，而是争天下！治天下当用仁政，而争天下必须要用霸道诈术。贼虏奸诈凶残，我们要战胜贼虏，就要更奸、更凶！”
好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崇祯心想：朕就知道你比流寇和鞑子更奸、更凶，天下要是落在你手里，那还能好得了吗？
朱慈烺放沉了语气：“如果咱们不够奸、不够凶，就要亡国！本宫和父皇自然是殉国，而各位......呵呵，就得给李自成捉去上夹棍了拷掠了！”
“千岁爷果是英明之君！”东林大佬侯恂大声道，“当今已经是乱世，朝廷的确不能再行太平之仁，当行大争之霸！这并非违反祖制，而是为保祖宗基业......想必祖宗在元末乱世争霸时，也不会一味行仁义之政吧！
看来革除弊端，刷新政治之举，实乃大明中兴所必须！是大善之政！”
什么？这就大善之政了？逆子都没说要怎么改革呢！崇祯愣了愣，这才想明白，侯恂原来是和朱慈烺串通的！他就是个结党营私的奸臣，当年把他关进诏狱是一点不冤枉！
“太子殿下，”内阁首辅魏藻德这时出班发问，“不知殿下准备如何改易议政、施政之法？”
朱慈烺笑着，目光缓缓的扫过大堂之中拥挤着的官员——官还是蛮多的啊！
他笑了笑，提高了嗓音：“现在是非常时期，早朝的规矩必须要改一改了......不必那么多人一起来。有五位阁老，六部的尚书、侍郎，左右都御史，大元帅府的四卫帅以及本宫所点名之官员上朝即可。时候也不必太早，巳时准点上朝就行了。”
啥？就这么点人？连九卿都不必来了？而且上朝时间还那么晚......崇祯皇帝的精神头又起来了，这太子也太懒了吧？而且上朝的臣子那么少，怎么做到兼听则明？这是要成为昏君啊！
而且上朝的规矩是非常重要的祖宗家法啊！怎么可以轻易改动？而且还在大沽口这里改动，也太草率了吧？
崇祯皇帝哪里知道，朱慈烺减少朝参官员的数量，并且推迟早朝时间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明朝廷上肯定是不干正事儿的奸臣多啊！
如果朱慈烺像崇祯皇帝那么勤勉，好嘛，每天天不亮就要见一千多号奸臣，一见就是一上午，有时候还要忙到下午。一个明君对上一千多奸臣......不被他们气死烦死也自己累死了。还真以为自己的太祖高皇帝，能一个对付一千多？
而且一千多人开大会能讨论什么呀？又不让他们投票举手表决，拿主意的不还是朱慈烺？七嘴八舌的，烦都烦死了。
另外，那么多的奸臣凑一块儿还会互相掣肘、互相拆台——其实许多官员的本职就是掣肘和拆台，比如“给谏”之臣，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察院御史这样的官员，基本上就是干这个的。而且他们找麻烦的性质和后世代议制政治之中的议会是不一样的，议会管的是立法，不是管行政的。“给谏”是廷臣，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官员。
这种让政府的官员去给各政府首脑和各部长官添乱做法，其本质就是皇权不自信，不信任朝臣，害怕朝臣结党营私，蒙蔽圣听——当然了，对崇祯这样的昏君而言，“给谏”体系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崇祯就是个自幼长在深宫，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宅男。他的判断能力是很成问题的，也容易给蒙蔽......
而朱慈烺自己都那么奸诈了，就不需要“给谏”来添乱，所以就决定每天少见几个奸臣了。
平常的朝会有五个大学士（同时也是尚书）加一个兵部尚书陈锐，再加上十二个侍郎，四个卫帅，两个都御史参加就可以了，一共二十四个臣子，最多再根据需要临时增加几个，顶天也就是三十来个，哪怕都是奸的也容易应付一些。三十个臣子参加的朝会，实际上就是个真正能讨论国家大事的“国务会议”了。
这就是一场最重大改革啊！因为将来所有的改革，都会由这个“国务会议”来讨论，并且实施！
至于其他的京官，每月搞两次大参，和大家见个面就行了。
因为要见的人少，所以也不必一大清早天没亮就上朝。巳时，也就是上午九点开始便可以了，有一个时辰议论大政也就够了，到午时差不多结束，也不耽误吃午饭，也有时间荒淫无道，多好啊！
朱慈烺笑吟吟道：“这只是常朝，此外还有大参，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在京官员都可以出席......在大沽口这边就不搞了。行宫狭小，容不下你们那么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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