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理手底下搞研发压力巨大，因为他太懂这行业了。
老板就是整个研发领域最懂的人，你的研发进度、研发难度和研发思路根本忽悠不了他。
像李万清根本不敢忽悠郑理，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进展如何，都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工作汇报。
其中科创生物今年要开展临床试验的两款小分子药物，其中之一的项目负责人王劲松，他算是创新药研发领域比较早进公司的研发人员。
和程钢是校友，不是同一届。
当年科创生物上市招股说明书里有写要搞原创药物的研发，顺利上市后王劲松加入了科创生物。
他之前一直在默沙东，从默沙东在新泽西州的总部到默沙东华国。
之所以来科创生物，也是因为在默沙东往上走的空间几乎没有。
而来科创生物上面有程钢，科创生物的历史很新，现金流充沛，创始人团队看上去野心勃勃，有很多机会。
于是王劲松从默沙东离职后加入科创生物，负责小分子药物的研发。
入职之后就是选题，然后立项研发。
王劲松本来以为郑理对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不是很了解才对。
首先需要科普一个概念，那就是药物研发分成很多领域，主要分为化学小分子药物和生物大分子药物。
内啡肽属于生物大分子，属于生物体内本身就有的物质，只是郑理研究出了内啡肽的制造工艺。
生物大分子的分子量更大，结构更加复杂，分子质量一般在1500到之间。
而小分子药物的分子质量一般在200-700之间分布。
历史上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现青霉素开始，一直到1982年之前，所有之前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药物都是小分子药物。
青霉素也是小分子药物。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分子药物在1982年上市。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是因为确定小分子结构的手段只需要核磁氢谱碳谱和lcms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而测量大分子结构手段往往会更加复杂。
对生物分子的测量中需要比小分子有更高的精确度和灵敏度。
当然这不代表生物大分子的研发绝对比化合物小分子要更高。
现代小分子药物研发最重要的手段是筛选。
要进行筛选，首先你要有一个筛子，其次要有一个库，里面有足够的东西让你筛，然后你要知道库里面的这些东西是什么，长什么样，最后被你筛出来的东西你要能够大量生产。
近几年也有新的手段，科创生物的小分子药物研发就是采取新的技术手段。
但是历史上，特别是制药业蓬勃发展的90年代，筛选法是主流中的主流。
筛子是指基于各种疾病指标的实验，把化学小分子放到对应的实验里去看哪些有效果。
所谓的库是指分子库，由于有机合成方法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突飞猛进。
大量复杂、稳定、带有杂环，这些原本很难合成的分子开始批量出现。
而核磁共振、质谱分析等检测手段的进步导致很多天然产物的分离成功，这些天然产物分离成功又促进了其他类型的分子的合成。
因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个制药公司的分子库里已经存在了数百万不同类型的小分子。
这段时间生物技术的发展导致一些重要的疾病指标和靶点的发现。
这些发现导致生物医药巨头们能够使用手中上百万的小分子对这些疾病和靶点进行筛选，进而导致了90年代新药的大爆发。
华国生物医药企业和世界上的医药巨头们之间的距离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拉开的。
别人在做靶向分析的时候，国内在这方面进展缓慢。
有一个数据可以间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1985年华国开始实施新的药品注册登记办法。
从1985到2008一共23年华国批准的一类新药只有5个。
王劲松在第一次听到郑理这个名字是在《nature》上，当时他还在默沙东总部。
当时内部很多人都在讨论内啡肽的实验室制备方法被一名华国人研究出来了。
巧妙地实验设计让王劲松为之惊叹，后来知道还是一名大一学生甚至还是数学学院的时候，王劲松反而产生了怀疑。
越是业内人士越了解研发生物大分子药物的难度，哪怕这款生物大分子是生物本身就有的多肽物质。
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发现的物质，如果那么好制造，怎么可能留给你来发现。
包括王劲松在默沙东内部的历史文件里，有看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默沙东内部有研发团队花了两年时间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再后来知道郑理，就是郑理研发出了内啡肽的工业化规模制造方法，科创生物围绕内啡肽跟各大国际药厂展开专利授权谈判的时候。
到那时王劲松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天才。
因为买一篇nature论文有可能，但是让别人出让工业化制造方法，这个是不可能能买到的。
特别后来内啡肽的临床数据出来后，几乎能够把吗啡类药物挤占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药物。
没有谁会大方到出让这么大的利益。
后来王劲松加入科创生物，他加入之后没多久郑理就去狮城了。
但是每次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的时候，郑理关于小分子药物的看法和思路都会让他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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