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现在是战争时期，导弹当然要为战争服务，因此弹头里安装的都是爆炸物，但导弹今后也可以为发展和平事业、探索太空而努力。”霍夫曼话锋一转，又开始描绘起未来的场景，“如果我们把高效率通讯装置通过火箭发射出去——那就是人造卫星，因为它可以在克服地球引力的前提下围绕地球不停旋转并向全球传播信号，让世界各地都可以同步听到广播和电视；我们也可以利用人造卫星安装侦查系统，他可以定时定点出现在敌人头顶并监控战场情况，那就不用再费心地安排侦察机了；我们还可以利用火箭实现飞出大气层的载人飞行，甚至还能让人类登上月球；我们还可以在天空中设置独立的观察站以避免地面因素的干扰，还可以直接从空中对地面进行勘探以帮助我们发现地下埋藏的矿产……以前的战争是平面的，双方只在陆地或海洋上厮杀；几十年前有了飞机和潜艇，战争就发展成三维立体了，以后战争的宽度、广度、深度、强度将会以新的方式拓展，很可能不再有前方与后方的区别，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战争如此，和平年代也会如此，战争往往能比和平更能推动时代的发展。我们将在战争结束后开辟探索太空的新纪元，德意志未来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霍夫曼兴致勃勃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将他穿越前世界的航空航天事业简要勾勒描绘了一番，听得台下所有人如痴如醉，所有人都明白元首描绘的是未来，但他们确信这个未来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可以逐步实现的过程，关于“德意志未来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牢牢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不可磨灭。
时隔多年之后，霍夫曼这番即兴演讲被宣传部长戈培尔吹捧成《元首在佩内明德导弹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并概括提炼出“佩内明德导弹研究精神”，要求政府各机构、各大学、各科研组织予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执行，官方还在每个逢十周年的日子举行专门纪念活动，以便将“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在50周年时，第三帝国邮政部门还发行了专门的纪念邮票，背景就是佩内明德基地在战争及战后初期开发的主要导弹，而面值最大的那一张则重现了元首讲话场景。
这当然是过于拔高了，但对参加过会议的科学家特别是几个主要首席科学家来说，却并不反感宣传机构这种腔调，反而日后在各个场合表达自己能亲身参加这个会议的荣幸。第三帝国首席导弹权威、后来担任过大德意志科学研究院与全欧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布劳恩博士在晚年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霍夫曼的即兴演讲，认为这个讲话是“天才般地、极富预见力地”，元首“全面、科学、创造性”地推动了第三帝国乃至人类导弹和火箭事业的发展，元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很多已变成了现实，更多的即将变成现实，甚至于第三帝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几乎就是按照元首指导的方向那样发展下去的，连半点儿偏离都没有——仿佛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一般。
“元首，您对于导弹真有这么大的信心。”在第二天回去的路上，狂热劲头褪去之后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少，但只有施佩尔敢提出这样的问题。
“施佩尔，你听我说，别看现在导弹还不起眼，似乎是传统武器一个可有可无的跟班，可你仔细回顾从普法战争以来的各种技术兵器进步历程，你就会发现谁掌握了最新的技术兵器，谁就有可能获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坦克、飞机的角色在上次大战中还很孱弱，似乎还是其他装备的累赘，但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已扮演了举重轻重的角色，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中积累的装备优势和战术优势，你以为我们能迅速赢得法国战役的胜利？”霍夫曼强调了一句，“帝国目前在导弹领域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如果我们不抓住这种优势，不利用这种优势奠定我们在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如果还有下一次大战，别人就会拿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来对我们，那后果不堪设想，你可以想想坦克的例子。”
施佩尔默然地点头：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但这次大战中却是德国人用得最好，还发展出了闪电战战术，取得了上次大战中想都不敢想的战果。
“发展导弹也是我们基于现实的无奈之举。从地理环境上看我们与美国之间远隔大洋，他们可以利用海军优势不断压迫我们，或是利用军舰执行封锁任务，或是利用海空优势进行两栖登陆，而我们只能在非洲、欧洲大陆上严防死守却永远打不到他们，美国人或许希望这样，但这么被动的局面绝不是我的性格。当然我们也可以发展海军，但这花费过多、速度太慢，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必须另外寻找捷径。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有一种洲际导弹装载着超级炸弹从柏林直接打到华盛顿，或者可以用潜艇装载着导弹从大西洋中央随时发射到纽约——我们不一定要用导弹打仗，但必须有可靠而威力巨大的东西威慑到他们。到那时候美国人才会真正重视我们的诉求，才能彻底奠定德意志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说话才有人听，我们的人民出门去才有尊严——我敢说距离这个时刻只要15－20年，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很快就会再打一次战争，那输掉的一定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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