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葡萄牙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维系着中立，但就连开战的权利恐怕都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一旦西班牙成功的被法国拉拢，那么葡萄牙就只能被动的和英国人站到一起。
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方面的消息，尤其是从环球集团那边传来的话语，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各种遐想。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或者是为了集体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环球集团在此后的各种媒体和沙龙讨论当中，都尽可能的避免英国、法国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相反的，他们听到了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名字，温克尔曼。
对于那群贵族老爷们来说，温克尔曼所从事的事业似乎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因为这家伙是个艺术史学家。很值得人们敬佩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家伙并不出生于传统的艺术中心，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甚至他都不出生在英国，他的出生地是勃兰登堡，也就是腓特烈大帝的地盘。
18世纪中叶的艺术，再也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辉煌璀璨。在这一代的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不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位学者，他的生命奉献在艺术史上，虽然人们能够记住他名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离奇的死亡让整个欧洲的灵魂都为之而感动，而这此时并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妨碍环球集团与之接触，并将所接触的内容传遍整个欧洲。
温克尔曼，1717年12月9日生于勃兰登堡的施滕达尔。他的父亲是一位补鞋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一位补鞋匠，但温克尔曼自己希望研究拉丁文。他凭着唱歌以支付其早期的教育费用。恳切而孜孜不倦的他进步神速。他当许多低能学童的家庭教师，所得收入用以买书和食物。他的老师失明后，温克尔曼念书给他听，竟然念完了他老师图书室中的所有书籍。他完全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对近代的外国语言不感兴趣。
听到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已故的约翰·艾尔伯特·法布里修斯的图书室将被拍卖的消息时，他从柏林步行了178英里的路程到达汉堡，以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学作品，并把它们扛在肩膀上走回柏林。1738年，他进入哈雷大学做一位研究神学的学生。他其实并不喜爱神学，但抓住这个机会研究希伯来文。毕业后，他靠着当家教维持生活。他将贝勒的名著《历史的批判字典》一书完整地读了两次，可以推断这件事情对他的宗教信仰有一些影响。一年之内，他将希腊版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本书从头到尾地读了三次。
1743年，他接受阿尔特马克的塞豪森的一所学校的邀请，担任该校的副主任，年薪为250塔勒。在白天，他一边教患疥癣的孩子们“ABC”，一边热情地渴求获得一种美学方面的知识，并反复地从荷马的作品中诵读明喻。在晚上，他当家教以供膳宿，然后研究古典文学至午夜，睡到4点，再度研究古典文学，然后疲累地去教书。
1748年，他欣然接受比瑙伯爵的邀请，担任靠近德累斯顿的诺希尼斯庄园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年薪为50塔勒至80塔勒，并提供住宿。在那里，他沉迷于书籍中。
驻萨克森选帝侯宫廷的教廷大使阿尔钦托红衣主教是该图书室使用者之一。他对温克尔曼的学识和热诚，面容的憔悴和苍白，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温克尔曼说：“你应该到意大利去。”温克尔曼回答说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却非他能力所及。温克尔曼有几次应邀去拜访驻在德累斯顿的这位教廷大使。他对在教廷大使家中遇到的耶稣会会士们的饱学和谦恭有礼，感到欢愉。
在罗马有30万册书籍的帕希奥内红衣主教提供给温克尔曼在那里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年薪70杜卡特，另加膳食。然而，这一职位仅能由一位天主教徒填补。温克尔曼同意改变信仰。他已经表明其“死后无所惧，无所希望”的信仰后，他发现改变信仰这件事，仅有社会上的而无神学上的困难。他写信回答指责他的一位朋友说：“那是对知识的爱好，而且此种知识上的爱好单独地能够引诱我听从我已经被建议的事。”
1754年7月11日，在德累斯顿的教廷大使的小礼拜堂中，他宣称他的新信仰，并被安排到罗马的旅程。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他在德累斯顿又住了一年，跟着画家兼雕刻家和蚀刻家的亚当·欧伊森一起生活、研究。1755年5月，他以50本的限量版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希腊的绘画作品和雕刻作品模仿的探究》。除了描述已经收集于德累斯顿的古典书籍之外，还争辩着说希腊对自然界的了解优于现代人，而这就是希腊人在艺术上占着优越地位的奥秘。他得出结论说：“使我们变成伟大、真正地变成无法仿效的伟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对古代人的模仿。”
他认为所有近代的艺术家中，拉斐尔这一点做得最好。这本小书象征着近代艺术上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开端。它被广泛地接受，克洛普施托克和戈特谢德两人同样参与赞美该书的饱学和风格。劳奇神父和腓特烈·奥古斯都从萨克森选帝侯处为温克尔曼取得两年共400塔勒的年金，并供给他到罗马去的旅费80杜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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