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生命的那群人——他们来自那些只记得洛伊滕和罗斯巴赫大捷，而非曹恩道夫杀戮场的团队——一直都是他最忠诚的部下。在第13步兵团中，超过800人阵亡、负伤或失踪。其他荣誉满身的兵团，如第19、26步兵团，也蒙受了相同比例的损失。普军损失了100门火炮。腓特烈失去了大量最英勇的团级军官。在高级将领中，基思阵亡了，他的遗体惨遭剥光、洗劫，成了奥军光荣的纪念品；德绍的莫里茨被俘，后来获释，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返战场领兵作战。莫里茨罹患了与伤势无关的癌症，1760年去世。
在战术上，奥军陷入过度混乱，无力立即追击普军。一些高级军官似乎对自己的胜利惊诧不已，很难相信他们确实取得了胜利。不过，获胜的奥地利人有充足时间与战友握手，庆祝自己的胜利，也有时间整顿依然在霍赫基希废墟中搜罗溃兵，或分散洗劫双方伤亡将士财物的各营和中队。
由于腓特烈撤军的速度和效率都很高，加之道恩也不愿意追击如此迅速地脱离自己的有效追击范围的敌人，因此霍赫基希之战的直接战略成果有限。在战场中心地区，1758年交战季节的剩余时日只能进一步证明，奥地利的胜利价值有限。腓特烈一度考虑与道恩再打一场，但最终被迫进军西里西亚，以解除敌军对尼斯要塞的封锁。
与此同时，道恩向相反方向运动，对德累斯顿发动了时断时续的围攻。看到尼斯要塞会在冬季安然无恙，11月初，腓特烈返回萨克森。道恩随即退入波西米亚境内的冬令营。
如果说，普鲁士人在1758年最后几星期内几乎没有打仗，那他们也表现出自己依然知道如何行军。霍赫基希之战后，掉队和开小差的人数有限，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的漫长行军和艰苦战斗的累积效应。此时，虚弱的身体和失败情绪都成了过去。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王的信赖，对自身技能和阶级的自豪感，单纯的顽强固执——各种动机都有，但都胜过正式的纪律约束。如果说，普军此时的人数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少的，那么，各个岗位上的将士都是志同道合的同袍，而且具备把共同意志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因素的经验。
1758年与1759年之交，腓特烈在评估自己的处境时，有理由对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乐观。直到1759年春季，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都安然无恙。俄国人已经被逐出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瑞典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也没有能力真正威胁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既没有意愿。
在西线，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即使没有进入名将的行列，至少也是“出色的平庸将领”了。这年夏季，在得到了一支一流英国步、骑兵分遣队的增援之后，斐迪南发动了一次佯动和机动战役，迫使他的法国对手不断调来调去，最终不得不完全撤离汉诺威。心怀感激的英王乔治给了斐迪南2000英镑终身年金，腓特烈也给了他元帅头衔，这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清理之中的事情，不足为奇，然而，腓特烈没有给予额外的金钱奖励。
尽管如此，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来，腓特烈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了。在战术层面，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时期相比，战场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对奥地利人的表现，腓特烈特别印象深刻。1758年冬季，他编纂了一套《反思》，称赞了彼时奥地利人选择和加强其营寨及阵地的技巧。奥地利人不仅在构筑堡垒和工事的时候展现出旺盛精力，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他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纵深，井井有条，即使敌军最初取得了突破，奥军依然能依靠圈套和陷阱来化解敌军的冲击力。
腓特烈还注意到，奥地利人巧妙地使用了多兵种协同战术，他们用骑兵引诱对手进攻，把步兵集中起来伏击进攻者，最后用周密部署的火炮来粉碎敌人。
尽管如此，腓特烈断然否定了一切关于奥地利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的说法。但他的文章多少有些遗憾地承认，面对可以选择阵地的奥军，科林模式的正面进攻几乎毫无胜机可言。普鲁士步兵通常向高处仰攻，他们的步枪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他们的奥地利对手，几乎完全不像战前制定的战术理论所说的那样，被上了刺刀的无声挺进的步兵吓得魂飞魄散。现在，国王急于利用奥地利人在部署方面的错误，同时，充分利用战场上无人占领的地域带来的机遇。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热衷夺取高地充当炮兵阵地，尽快把尽可能多的火炮推进炮台，用火炮为其他兵种的进攻提供火力准备。
然而他的一些错误，似乎并没有在这一系列反思当中得以纠正。国王否定奥地利人在炮火打击下继续顽抗的意愿，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可以否定的。因为在这方面，1758年的奥地利军队并不比其他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更出色或更差劲。重要的是，腓特烈坚持在没有火力优势，甚至在火力稍弱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这就像用棍棒迎战火枪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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