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交易马匹，辽东布政司在提高牛羊贸易赋税的同时，降低了马匹交易的赋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了它的发展。于是，大批的蒙古马通过经济头脑发达、经济手段灵活的商贾输进了关内。
同样是饲养牲畜，养马比养牛羊还要赚钱，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穷得叮当乱响的牧民们双眼一亮，在这个春天里，重点饲养放牧马群的牧民明显增多了。
关于给马市交易大开方便之门，刺激牧民养马，朝中曾有许多大臣提出过异议。有的大臣认为游牧强悍，盖因有马，不应该刺激他们大量养马，而是以养牛羊为主，鼓励鞑靼牧民多养牛羊，以牛羊市易各种生活物资，两全齐美。而马，这可是战争利器，如果让鞑靼人拥有太多马匹，会叫人很不安。
皇帝接到大臣意见后就没有急于表态，因为这么多年的认知，使他知道夏浔每做一件事都一定有他的想法在里面，他的想法很多时候角度刁钻，异于常人，但是细细想来，却又大有道理。所以朱棣只是把大臣们的意见转发于夏浔。
夏浔果然上书言明了自己的看法，这封奏章一上，那些有异议的大臣立即再无异议。夏浔在上书中说：草原上的人要放牧才能生存，草原辽阔，不同于中原的圈养家畜，放牧就必须要有马，因此即便你穷尽手段来限制牧人养马，哪怕把马压价得一文不值了，他们也一样会保留一定数量的马匹。
马匹的数量至少会人手一匹，而不分男女老幼人手一匹马，也就意味着如果打仗，他们不但能拥有足够的战马，要做到一人双马甚至三马也不难。所以，只要他们想打仗，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始终都是有足够的可用于作战的马匹的，这个限制就牧民方面来说毫无意义。
而对中原来说呢，目前又严重缺马，不但军中缺马，民间也缺马，以致马价炒得很高，依旧不敷使用。一旦限制养马之地的马匹饲养，并不能减少牧民用于作战的马匹，只能使中原的马匹供应更加困难。可是鼓励他们养马呢？
草原只有那么大，放牧的牧人只有那么多，他们的草场有限、每个人能够放牧的牲畜数量也有限，他们多养马，就没有余力也没有足够的草场再去养更多的牛羊，他们需要养马来交易，去换粮、换布匹、换各种生活物资，去过更好的生活，这不是很好吗？
一旦他们心怀歹意，在有心人的纠集下想要作乱，多余的马匹对他们的战斗力并没有丝毫帮助，这时候牛羊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物质保障。所以，他们多养马就得少养牛羊，生活物资就要更依赖于农耕民族。
在目前，他们刚刚归附，人心还不稳定的状态下，是叫他们做到衣食住行可以自给自足好呢，还是叫他们把肚皮问题交给大明来负责好？
当然，这也是过渡阶段的一种手段，这个阶段他们的不均衡发展是对统治有利的，等到双方的对立和隔阂渐渐消除的时候，中原也拥有了足够的马匹，供求关系就会改变，供过于求，马匹销路不畅，牧民自然就改以饲养牛羊为主了。
朱棣虽然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有些方面远比夏浔想的透澈，但是夏浔的方法里包含了许多后世的经验和智慧，包括市场经济的规律，夏浔分析的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有些方法其目的之深远，连朱棣看了都拍案叫绝，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现如今，辽东布政司以当初改造、迁置辽东部落的经验，结合鞑靼部落的特点，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了许多新的政策，对鞑靼部落和牧民重新进行编组，指定了新的首领，划定了游牧范围，并且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转化了一部分牧人从此专职以贸易为职业。
还有一部分完全失去了放牲资料的牧人做了农民和佃户。另外一部分家中失去青壮劳力或主要生产资料的牧民，依照以前弱肉强食的草原生存原则，只能被人掳走，或者主动变成别人的奴隶，才能生存下去，现在则被辽东渐渐兴起的工厂作坊招纳为工人。
随着辽东贸易的发展，许多人不满足于将皮毛等粗加工特产直接贩卖于关内了，因为那样获利太少，所以早就有人开始经营大的皮裘制作作坊，他们的成功，让更多的人开了窍，他们开始觉得只是大量的买地，收取定额地租，或者办大牧场，贩卖牲畜营利，远不及加工贸易赚来的钱直接而快速。
所以有些人早就开始转型，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工厂和作坊，这样的工厂最短缺的就是无产的、专以作工为业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很乐意招揽这些无家可归、无事可做的百姓成为自己的工人。这样一来，草原上的人少了，草皮与水源的竞争不那么激烈了，辽东布政司要安置继续以游牧为生的人也就容易了。
一如当年一样，夏浔只把握大方向，具体的事情完全放手，哪怕在一些细节的处断上他们会碰些钉子，夏浔也不会事先提醒，而是由着他们去碰，只要不出大乱子。很快，万世域的辽东布政司在处理这个新的统治领地扩大了不止数倍的新辽东时，便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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